庭审当天，陈有西的电脑上共打开了5个窗口：自开庭之时就对李庄案内幕持续进行深度披露的杨海鹏微博、陈有西自己的微博、李庄漏罪案涉及到的法条、华龙网以及律师斯伟江的辩护词。
这不同于民事所有权的互转关系而带有对等的性质。第一组关系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一是强调国家必须落实已有的人权保障制度, 实现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从人权里面, 可以衍生出一系列子权利, 还可以进一步派生出孙权利等。 【注释】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北京: 求是, 2007, (21): 3～22. 进入 徐显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权 人权法律史 。制度不和谐的根源, 几乎都是由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不和谐造成的。它不分年龄、性别、种族、国籍和身体状况、财产多寡、宗教信仰、政治立场。
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国际社会建立联合国的初衷之一,就是要恢复整个人类的尊严。压力之于天性，使它在压力减退之时更烈于前。
诉诸并寄希望于强制，则只会生恶，不会生善。人性若离开自然性，则没根。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横通现代法治期待可能性理论、拒证权制度（包括亲属拒证权、职业拒证权），至亲间甚至特殊职业关系中彼此对犯罪行为可隐瞒不报，窝藏、包庇犯罪嫌疑人不受追究，万里友声。
[16]每个常人都生而俱有此良知良能，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高后元年，废除夷三族之罪。
对比之下，法治国家悉心敦睦伦理，不仅悉心敦睦实体态伦理，而且悉心敦睦渗透态伦理，尤其是特定时空中相对稳定且高度私密的特殊职业伦理，如律师－当事人、精神治疗医师－心理病人、神父－忏悔者等之间的特定职业伦理（但不包括普遍时空中一般职业关系的同事、上下级）。[8]张载：《正蒙?诚明》，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35]《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注释: [1]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极本穷原，人和自然（包括动物）、神之间有通（联系）有隔（区别），人性和自然性（包括动物性）、神性之间有通有隔，现实而超越： 其一，性本自然[5]又超越自然。又违反法律，受法律惩罚。反之，如果显著地违反那样一种偏私程度（不论是把感情过分扩大或过分缩小），都是恶劣的和不道德的。天性以特殊方式演化为人性，人性是天性的一部分、天性的特殊表现和高级阶段，人性基于天性，但不等于天性，而超出天性（当然也不代替天性）。
[18]甚至虎毒不食子，舐犊情深。冰是水在0℃以下的存在方式但不全等于水，冰性是水性在0℃以下的特殊表现但不全等于水性。
顾全这深广领域、丰厚意义，端赖于社会结构健全、经济发达而物尽其用、制度正义而人尽其才、民心民力会聚、文化繁荣等多方面因素。若离开神性，则迷失方向。
[26][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但从伦理中，从伦理和法律关系会通中，该义务若履行尤其是被迫履行，势必危及伦理，破坏法律关系，进而危及公序良俗美德，引起一系列难题，埋下系统性危害。其三，人是精神的、文化的存在，求真、致善、审美、向圣，人性从超越中向往但永不达也达不到神性。[5]《论衡》卷3《本性》，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37]《汉书》卷8《宣帝纪》(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4]《荀子》卷17《性恶》、卷16《正名》、卷13《礼论》，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因此，权衡利弊，最佳选择是，该亲属有权利首先履行其伦理义务、自敦其伦理。爱亲人、睦亲情、敦伦理，就是人性之素，而发为亲属容隐。
所以这种律的制裁大可以说是依赖人的 法令，因为这种制裁主要是依赖人的心的力量。除各种严刑峻法，还强制百姓五家为保、十保相连，互相监督纠发，一家一人有罪则其余九家须共同纠举，否则十家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31]，甚至夫妻父子兄弟间，若有一人违法犯罪，其他人必须检举告发，否则灭三族（父族、妻族、母族）。
阶级斗争之弦始终紧绷，完全抛弃亲情，社会上斗，组织内斗，家里斗，乃至于自己和自己斗，对周围一切人都充满仇恨。古代暴政、现代独裁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更不可能完全消除，即便暂时、局部、枝节上扭曲，虽如秦之绝灭先王礼法，然依旧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妇，依旧废这个不得。
由此以往，才能保证有关制度不仅是确定的、贯彻执行一般性规则，而且基于公平正义，换句话说，基于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否则这个制度就会不可行，而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所以它会不断地被人们所违反，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准确性，而这种准确性则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内容提要: 违法犯罪嫌疑人亲属对特定违法犯罪事实有无举证义务？这，单从法律上，似无疑义。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出于人性，绝不能违背人性，绝不能将法律关系强行楔入伦理。第二，禁止告讦，务在宽厚
[22][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26][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有可能，硬性规定并强求该亲属履行举证义务，但毕竟因违背人性，绝大多数知情人做不到而不履行，结果，法不责众，举证义务等法律规定无法落实，普遍落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权威、尊严和实效都大打折扣——特定两难中，维护伦理，则破坏法律关系。于是，亲属容隐本身固然是刑法问题。
为解此难题，避免和防止其危害，亲属容隐2000多年前从中国应运而生——该举证义务经深谋远虑审慎权衡而被豁免，并扩展、深化、提升为对伦理和法律关系间两难的根本性解答和解决，千年一脉、万里友声。演进中，司法职能坚持回应了人的需求，而正是这种需求，司法的职能繁荣起来了并坚持下来了。
这三维度对人及其一切存在和活动，对人性，在正常意义、一般意义上，都须臾不可离开。结语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9]。商鞅被害后，秦国继续变法，持续发展，很快武力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道路，建 立起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10][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人性若离开自然性，则没根。人作为社会关系中人，伦理意义上甚至本体意义上就是伦理中人，因各自伦理和他人互动而生成，因从不同伦理中和亲人相濡以沫、和他人互动而生共同人格，发育出人性的社会性、实践性、理性，以及道德的、宗教的、法律的等多方面丰富内容，从而以社会性包括伦理性而永葆常性。
为圆满解答、彻底解决此两难，有多种探索，不同方案。基于此，方能以高超智慧，妥为调谐伦理和法律关系间关系。
对比之下，法治国家悉心敦睦伦理，不仅悉心敦睦实体态伦理，而且悉心敦睦渗透态伦理，尤其是特定时空中相对稳定且高度私密的特殊职业伦理，如律师－当事人、精神治疗医师－心理病人、神父－忏悔者等之间的特定职业伦理（但不包括普遍时空中一般职业关系的同事、上下级）。[32]《汉书》卷30《艺文志》(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